蒲松齡教育思想三題
本文Tag標簽：蒲松齡??
作者：吳九成
一、蒲松齡怎樣看待青少年
蒲松齡是一個很有思想的作家，或者說是一個對許多問題都有自己獨特見解的作家。即以如何看待青少年這一古老命題來說，他就有自己迥異于世人的獨特見解。當社會上許多人都認為青少年處世“沒有經(jīng)驗”、讓人難以放心的時候，蒲松齡卻發(fā)出了不同凡響的聲音，認為他們是“將雨之云”、“未雷之電”，即青少年就像是即將傾瀉滂沱大雨前的涌云，炸響驚心霹靂前的閃電，一定會大有作為。他問道：“其昂霄破壁，寧俟察而知之耶?”——他們?nèi)珧v龍直沖云霄一樣的志向和能力，難道還要等待慢慢考察之后才會知道嗎?(見1986年版《蒲松齡集》第90頁)
蒲松齡給青少年以如此之高的評價，他本人就是一例最好的典型。盡管他成年之后一生坎坷，但少年時代卻是壯志凌云。他曾借稱贊他人表達自己這樣的胸襟：“童年抱卷，便懷濡翼之羞，午夜聞雞，即有雄飛之志；驅(qū)風雷于指上，羅星斗于胸中?！?同上，第117頁)不難想象，他少年時代的理想與抱負是何等遠大。蒲松齡不僅少懷壯志，而且才華橫溢。他“弱冠采芹”，十九歲便在縣、府、道三級考試中獲得第一名，一時傳為佳話。其后幾十年，他雖然未能得志于官場，卻在文學史上留下光輝的業(yè)績，足可對他少年時代所懷抱的志向和所顯示的才華作出有力的印證。
正是出于對青少年的充分理解和正確估價，蒲松齡在他的《聊齋志異》中，塑造了一大批光彩照人的青少年藝術(shù)形象?！读凝S》中的青年藝術(shù)形象不勝枚舉，此處不贅；單就少年藝術(shù)形象而言，比較著名的就有勇斗惡狼替父報仇的于江，從巨蟒口中救出兄長的胡氏弟弟，嚴懲惡霸豪紳的少女商三官，智斃淫狐的十歲幼童賈兒，以及聰明伶俐的小牧童、誠篤重義的張誠、從小敢于蔑視封建禮教的霍桓……蒲松齡筆下的這些少年藝術(shù)形象，誠然是一些藝術(shù)典型，包含了較多的理想成分，但即使如此，這些形象也告訴我們：孩子們決不像我們所以為的那樣幼稚和無知。
這些藝術(shù)形象還生動地告訴我們：孩子們的志向和抱負，常常被人們所誤解；孩子們的智慧和勇氣，往往被人們所忽視；孩子們的能力和本領，時時被人們所低估。賈兒決心要除掉淫擾其母的狐精，并深知狐精機靈異常，一切滅狐措施都必須高度保密，于是，他伏警于戲，寓黠于歡，將各種準備工作一律化為兒童的玩耍和游戲，但這一切卻遭到了父親和叔叔、伯伯們的誤解，都把他視為屢教不改的“頑童”，一次又一次地批評責備他；直到滅狐成功，人們在驚詫之余，才明白真相，喜出望外。蒲松齡用自己筆下的藝術(shù)形象提醒我們：對少年兒童的抱負、智慧和能力，必須有足夠的估計、了解、信任。
中國有個聽起來十分溫柔的傳統(tǒng)觀點：在父母眼中，孩子再大也是孩子。這一方面反映了中國家庭倫理的積極面，即長輩對后代那種永不消減的慈愛和關懷，但也有消極面——對孩子內(nèi)在的能力缺乏足夠的認識和評估，往往總是“不放心”，并由此過多地干預孩子的事情，影響對他們獨立生活能力的鍛煉和培養(yǎng)。長輩愛護和關心下一代，把自己長期積累的經(jīng)驗、知識和技能傳授給孩子，并以良好的思想作風和文化傳統(tǒng)熏陶他們，是完全應該的；青少年天真、單純，有時甚至顯得幼稚、無知，處理復雜事物的能力較弱，因而需要給以引導、扶持和幫助，這固然也是長輩義不容辭的職責；但是，愛護、關心和幫助，決不能過頭，決不能包辦代替。過多的干預，過多的擔心，過多的指揮，不僅束縛了孩子想象力和創(chuàng)造力的充分發(fā)揮，甚至會使孩子已經(jīng)具備了的內(nèi)在能力受到壓抑而不能很好地得到發(fā)揮。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已經(jīng)經(jīng)過了二十多年的今天，嶄新的社會生活格局和層出不窮的新鮮事物，使人們——包括我們的家長和老師——未必能做到什么都吃得透、摸得準，未必事事都能成為走在孩子前面的“導師”，甚至相反，在對許多事情的感知和理解上，孩子可能比我們成年人更敏銳、更迅速、更真切。所以，我們應該像蒲松齡所主張的那樣，對孩子自身的志向、抱負、智慧和能力要有充分的認識和了解，并在此基礎上尊重他們、信任他們，該引導的引導，該鼓勵的鼓勵，該放手的放手，努力使自己對孩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符合孩子的實標，符合當前時代的實際。
二、“貧賤憂戚，玉汝于成”
《細柳》是不少讀者所熟悉的一篇作品，這篇作品也很好地體現(xiàn)了蒲松齡的教育思想。作者通過主人公細柳表達了自己這樣一個教育理念：必要時，須讓孩子到艱苦的環(huán)境中去磨練。
從總體上來說，青少年代表著未來，是大有希望的，但這不等于說他們不會走彎路，不需要經(jīng)過必要的錘打和磨練。孩子犯錯誤、走錯道有時是難免的事，關鍵是家長和老師能否有針對性地進行教育；只要教育及時，方法得當，這些孩子終究還是可以有光明的未來的?！都毩防锏闹魅斯毩套拥墓适?，便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。
細柳是一位繼母。丈夫去世后，她一人獨自承擔起了培養(yǎng)和教育兩個兒子的家庭責任。和天下父母一樣，她有一顆望子成龍的心，并為此對兩個兒子撫養(yǎng)周至，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。但不幸的是，無論是前妻所生的長福，還是自己親生的長怙，均不思長進：長福厭讀，經(jīng)常逃學，細柳雖一再教育、批評乃至責打，仍“頑冥如故”，毫無效果；長怙更甚，不僅懶學厭讀，而且游手好閑，聚賭嫖娼，雖經(jīng)細柳“杖責瀕死”而不改其行。面對這兩個令人傷神的孩子，細柳沒有灰心喪氣，徒嘆奈何。她分析了兩個孩子的特點，果斷決策，把他們放到最艱苦的環(huán)境中去體驗生活的艱辛，品嘗人生的苦辣：她給長?！耙乱詳⌒酢?，“使牧豕”，每天“與童仆共操作”，終于使他切實體會到讀書雖苦，猶樂于牧豬。對以常規(guī)方法已無法挽救的長怙，她便在其索金遠游時授以偽金，讓他因此而身陷囹圄，受盡折磨和凌辱，嘗夠了淫賭和嫖娼所帶來的惡果。細柳所采取的這一特殊教育方法，收到了預期的效果——長福從此刻苦攻讀，勤學不怠，最后中了進士；長怙從此翻然悔悟，痛改前非，成為一方巨賈。
細柳是一位深諳教育規(guī)律的母親。首先，她堅信犯錯誤的兒子終究是可以變好的，決不因為他們屢教不改而失去挽救的信心，放棄教育的義務。用今天的話說，就是她把握了事物可以轉(zhuǎn)化的規(guī)律。其次，她更懂得：不到一定的時候，兒子是很難回頭的，對他們的挽救不能操之過急。用今天的話說，就是她懂得事物的轉(zhuǎn)化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。她讓長福牧豬，讓長怙因使用偽金而坐牢，就是為了讓他們兄弟倆知道沿著以前那條道路走下去是何等危險，就是為了能讓他們自己親眼看到矗立在那里的一塊巨大的路牌：此路不通!從而為他們最終回頭創(chuàng)造了轉(zhuǎn)化的條件。所以，細柳對兩個兒子采取的教育方法，決不是信手為之，或者是“歪打正著”，而是經(jīng)過認真思考、符合教育規(guī)律的科學方法，很值得我們借鑒。誠然，細柳的教育方法有其特殊性，我們不能照搬模仿，但是，她讓兒子到艱苦環(huán)境中去接受磨練的教育思想?yún)s具有普遍意義。
在當代家庭中，大多數(shù)家長對犯錯誤的子女無疑都抱有促其轉(zhuǎn)變的信念，并各有促其轉(zhuǎn)變的辦法。但是，當他們面對冥頑不化、屢教不改的子女時，他們能像細柳這樣，毅然決然地將子女置身于艱難困頓之中去吃苦、去磨練嗎?恐不多見。個中最主要的原因，是“舍不得”、“不忍心”。正因為如此，盡管他們對孩子也采取了各種各樣的方法進行教育，但教育效果也就不會像細柳這樣理想和完美。
宋代哲學家張載說過：“貧賤憂戚，玉汝于成”。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：事物的發(fā)展變化常常是相反相成的。就我國當前青少年成長的環(huán)境而言，物質(zhì)條件應該說是相當不錯的，有的甚至相當優(yōu)越。這些條件對孩子的成長固然重要，但處理不好，也可能走向反面，使一些孩子養(yǎng)成怕苦畏難的情緒，甚至滋長起貪圖享樂的不良習氣。歷史上諸如清代“八旗子弟”一類的事例，不勝枚舉，足可為戒。相反，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，艱難困苦也未必就是壞事，有時候反倒有助于他們磨礪意志，發(fā)奮圖強。居里夫人、愛因斯坦、齊白石、華彥均——這些舉世聞名的大科學家、大藝術(shù)家，哪一位不是從貧賤憂戚中走過來的?細柳做法的可行性，已被古今中外許多事實所反復證明；蒲松齡的這一教育理念，依然值得我們今天做父母和老師的去認真思考。
三、重視培養(yǎng)孩子的抗爭精神
在《聊齋志異》中，蒲松齡還塑造了不少具有抗爭精神的青少年英雄形象。這也從一個側(cè)面反映了作者的教育觀念，值得我們注意。
通讀《聊齋》，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印象：蒲松齡絕少鼓吹俯首帖耳、逆來順受的人生哲學。相反，當青少年們遇到社會不公、惡霸橫行的時候，當他們受到家庭封建禮教壓迫的時候，或者受到野獸侵害的時候，他的主張是起而抗爭。商三官的父親被惡霸無端打死之后，三官的兩個哥哥欲停尸上控，三官極力反對，清醒地指出：老天決不會為我們窮人專門生出一個鐵面包公來，上控何用?所以她主張將父親埋了。埋了父親之后不久，三官便“失蹤”了，原來她女扮男裝，混入戲班，耐心等待時機，終于殺死惡霸，報了殺父之仇，她自己也壯烈獻身(《商三官》)。張訥受到繼母虐待，弟弟張誠便暗中相助，甚至因此而影響了學業(yè)，老師又是戒尺打手，又是荊條抽身，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懲罰，但他沒有屈服和放棄，仍一如既往，助兄如故(《張誠》)。書生陶望三赴試途中，因以詩詞諷刺時事而被人陷害，關在獄中，兩位少女秋容和小謝聞訊，既為友情、也為大義，不辭辛勞，不避風險，來回奔波營救，在逆境中表現(xiàn)了一種義無返顧的赤誠(《小謝》)。青年獵人田七郎，當縣宰與御史勾結(jié)欺壓百姓的時候，為了伸張正義，同時也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尊嚴，在自己已經(jīng)倒臥于血泊之中的時候，仍用盡最后的力量將縣宰殺死(《田七郎》)。至于胡氏弟弟與大蟒的較量(《斫蟒》)、于江殺狼以報父仇(《于江》)等，則都是與大自然抗爭的典型事例。從《聊齋》中，我們也可以看到相反的例子：如果對惡勢力或封建禮教一味順從，其結(jié)果都是很糟糕的?！肚嗝贰防锿踹M士十四歲的女兒阿喜本來是愛程生的，但在父母的高壓下卻終于屈服、放棄了；后來，人事滄桑，父母雙亡，阿喜所歷經(jīng)的坎坷和苦難，可謂一言難盡!反之，同樣是愛上程生的青梅，盡管貧賤不能自主，但她有一種“不濟，則以死繼之”的堅定決心，終于獲得了美好的前程。以上這許多事例都清清楚楚告訴人們：只有抗爭，才有出路。
以上這些作品所包含的思想，盡管不是作者直接針對教育問題所發(fā)表的教育理論，但卻直接關系到要把青少年培養(yǎng)成什么樣的人這一根本性問題。
蒲松齡之所以如此重視宣傳培養(yǎng)青少年的抗爭精神，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。如果我們讀一讀他的《黑獸》一文，對此就會有所了解。作者在篇末議論中明明白白地指出：貪官污吏就是那些“擇肥而食”的狨，而平民百姓猶如那些弱小的動物。那種任人宰割、不知反抗的情景，實在令人扼腕嘆息!他所表達的思想，與魯迅那種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爭”是完全一致的。在我國歷史上，中華民族是一個敢于反抗外族入侵和階級壓迫的民族，但是，幾千年的封建思想的毒害和壓抑，也在民眾中逐步積淀起一種安分守己、逆來順受的性格劣根性，并在某些歷史階段嚴重阻滯了中華民族的進步和強盛。從這個視角觀察，蒲松齡(以及后來的魯迅等人)主張人要有敢于抗爭的精神，正是震撼我們民族心靈要害的晨鐘暮鼓，極其值得人們深思和重視。
抗爭精神是一種必不可少的自我維護意識。過去，為了階級的解放和民族的獨立，固然需要這種抗爭精神，即使今天，社會不公的種種現(xiàn)象也時有發(fā)生，只有具備了抗爭精神才能維護自己的正當權(quán)益。進一步說，只有具備了抗爭精神，才能不懼怕任何困難，勇于開拓；只有具備了抗爭精神，才能不盲從別人的結(jié)論，敢于創(chuàng)新；只有具備了抗爭精神，才能不屈服于命運的安排，積極進取。所以，抗爭精神不僅僅是個人的需要，也是民族的需要、國家的需要；不僅僅是一種歷史的要求，也是當前時代的要求。那些總喜歡孩子“聽話”的家長和老師們，對此尤須深長思之。
這里必須順便指出，抗爭精神決不同于“文革”中的“造反”。其一，抗爭，從本質(zhì)上講，是主體對客體的一種防御行為，目的是為了維護自身的正當權(quán)益；“造反”則是主體對客體的一種攻擊行為，目的是為了征服他人。其二，抗爭是以明辨是非為前提，而“造反”則是以歪理邪說為武器；具有抗爭精神的人，不只是要敢于抵制錯誤、抗御邪惡，更要敢于服從真理、主持正義；而“造反派”則是惟“我”獨尊，以“我”劃界，決無是非曲直可言。二者涇渭分明，決不能混為一談。
一、蒲松齡怎樣看待青少年
蒲松齡是一個很有思想的作家，或者說是一個對許多問題都有自己獨特見解的作家。即以如何看待青少年這一古老命題來說，他就有自己迥異于世人的獨特見解。當社會上許多人都認為青少年處世“沒有經(jīng)驗”、讓人難以放心的時候，蒲松齡卻發(fā)出了不同凡響的聲音，認為他們是“將雨之云”、“未雷之電”，即青少年就像是即將傾瀉滂沱大雨前的涌云，炸響驚心霹靂前的閃電，一定會大有作為。他問道：“其昂霄破壁，寧俟察而知之耶?”——他們?nèi)珧v龍直沖云霄一樣的志向和能力，難道還要等待慢慢考察之后才會知道嗎?(見1986年版《蒲松齡集》第90頁)
蒲松齡給青少年以如此之高的評價，他本人就是一例最好的典型。盡管他成年之后一生坎坷，但少年時代卻是壯志凌云。他曾借稱贊他人表達自己這樣的胸襟：“童年抱卷，便懷濡翼之羞，午夜聞雞，即有雄飛之志；驅(qū)風雷于指上，羅星斗于胸中?！?同上，第117頁)不難想象，他少年時代的理想與抱負是何等遠大。蒲松齡不僅少懷壯志，而且才華橫溢。他“弱冠采芹”，十九歲便在縣、府、道三級考試中獲得第一名，一時傳為佳話。其后幾十年，他雖然未能得志于官場，卻在文學史上留下光輝的業(yè)績，足可對他少年時代所懷抱的志向和所顯示的才華作出有力的印證。
正是出于對青少年的充分理解和正確估價，蒲松齡在他的《聊齋志異》中，塑造了一大批光彩照人的青少年藝術(shù)形象?！读凝S》中的青年藝術(shù)形象不勝枚舉，此處不贅；單就少年藝術(shù)形象而言，比較著名的就有勇斗惡狼替父報仇的于江，從巨蟒口中救出兄長的胡氏弟弟，嚴懲惡霸豪紳的少女商三官，智斃淫狐的十歲幼童賈兒，以及聰明伶俐的小牧童、誠篤重義的張誠、從小敢于蔑視封建禮教的霍桓……蒲松齡筆下的這些少年藝術(shù)形象，誠然是一些藝術(shù)典型，包含了較多的理想成分，但即使如此，這些形象也告訴我們：孩子們決不像我們所以為的那樣幼稚和無知。
這些藝術(shù)形象還生動地告訴我們：孩子們的志向和抱負，常常被人們所誤解；孩子們的智慧和勇氣，往往被人們所忽視；孩子們的能力和本領，時時被人們所低估。賈兒決心要除掉淫擾其母的狐精，并深知狐精機靈異常，一切滅狐措施都必須高度保密，于是，他伏警于戲，寓黠于歡，將各種準備工作一律化為兒童的玩耍和游戲，但這一切卻遭到了父親和叔叔、伯伯們的誤解，都把他視為屢教不改的“頑童”，一次又一次地批評責備他；直到滅狐成功，人們在驚詫之余，才明白真相，喜出望外。蒲松齡用自己筆下的藝術(shù)形象提醒我們：對少年兒童的抱負、智慧和能力，必須有足夠的估計、了解、信任。
中國有個聽起來十分溫柔的傳統(tǒng)觀點：在父母眼中，孩子再大也是孩子。這一方面反映了中國家庭倫理的積極面，即長輩對后代那種永不消減的慈愛和關懷，但也有消極面——對孩子內(nèi)在的能力缺乏足夠的認識和評估，往往總是“不放心”，并由此過多地干預孩子的事情，影響對他們獨立生活能力的鍛煉和培養(yǎng)。長輩愛護和關心下一代，把自己長期積累的經(jīng)驗、知識和技能傳授給孩子，并以良好的思想作風和文化傳統(tǒng)熏陶他們，是完全應該的；青少年天真、單純，有時甚至顯得幼稚、無知，處理復雜事物的能力較弱，因而需要給以引導、扶持和幫助，這固然也是長輩義不容辭的職責；但是，愛護、關心和幫助，決不能過頭，決不能包辦代替。過多的干預，過多的擔心，過多的指揮，不僅束縛了孩子想象力和創(chuàng)造力的充分發(fā)揮，甚至會使孩子已經(jīng)具備了的內(nèi)在能力受到壓抑而不能很好地得到發(fā)揮。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已經(jīng)經(jīng)過了二十多年的今天，嶄新的社會生活格局和層出不窮的新鮮事物，使人們——包括我們的家長和老師——未必能做到什么都吃得透、摸得準，未必事事都能成為走在孩子前面的“導師”，甚至相反，在對許多事情的感知和理解上，孩子可能比我們成年人更敏銳、更迅速、更真切。所以，我們應該像蒲松齡所主張的那樣，對孩子自身的志向、抱負、智慧和能力要有充分的認識和了解，并在此基礎上尊重他們、信任他們，該引導的引導，該鼓勵的鼓勵，該放手的放手，努力使自己對孩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符合孩子的實標，符合當前時代的實際。
二、“貧賤憂戚，玉汝于成”
《細柳》是不少讀者所熟悉的一篇作品，這篇作品也很好地體現(xiàn)了蒲松齡的教育思想。作者通過主人公細柳表達了自己這樣一個教育理念：必要時，須讓孩子到艱苦的環(huán)境中去磨練。
從總體上來說，青少年代表著未來，是大有希望的，但這不等于說他們不會走彎路，不需要經(jīng)過必要的錘打和磨練。孩子犯錯誤、走錯道有時是難免的事，關鍵是家長和老師能否有針對性地進行教育；只要教育及時，方法得當，這些孩子終究還是可以有光明的未來的?！都毩防锏闹魅斯毩套拥墓适?，便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。
細柳是一位繼母。丈夫去世后，她一人獨自承擔起了培養(yǎng)和教育兩個兒子的家庭責任。和天下父母一樣，她有一顆望子成龍的心，并為此對兩個兒子撫養(yǎng)周至，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。但不幸的是，無論是前妻所生的長福，還是自己親生的長怙，均不思長進：長福厭讀，經(jīng)常逃學，細柳雖一再教育、批評乃至責打，仍“頑冥如故”，毫無效果；長怙更甚，不僅懶學厭讀，而且游手好閑，聚賭嫖娼，雖經(jīng)細柳“杖責瀕死”而不改其行。面對這兩個令人傷神的孩子，細柳沒有灰心喪氣，徒嘆奈何。她分析了兩個孩子的特點，果斷決策，把他們放到最艱苦的環(huán)境中去體驗生活的艱辛，品嘗人生的苦辣：她給長?！耙乱詳⌒酢?，“使牧豕”，每天“與童仆共操作”，終于使他切實體會到讀書雖苦，猶樂于牧豬。對以常規(guī)方法已無法挽救的長怙，她便在其索金遠游時授以偽金，讓他因此而身陷囹圄，受盡折磨和凌辱，嘗夠了淫賭和嫖娼所帶來的惡果。細柳所采取的這一特殊教育方法，收到了預期的效果——長福從此刻苦攻讀，勤學不怠，最后中了進士；長怙從此翻然悔悟，痛改前非，成為一方巨賈。
細柳是一位深諳教育規(guī)律的母親。首先，她堅信犯錯誤的兒子終究是可以變好的，決不因為他們屢教不改而失去挽救的信心，放棄教育的義務。用今天的話說，就是她把握了事物可以轉(zhuǎn)化的規(guī)律。其次，她更懂得：不到一定的時候，兒子是很難回頭的，對他們的挽救不能操之過急。用今天的話說，就是她懂得事物的轉(zhuǎn)化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。她讓長福牧豬，讓長怙因使用偽金而坐牢，就是為了讓他們兄弟倆知道沿著以前那條道路走下去是何等危險，就是為了能讓他們自己親眼看到矗立在那里的一塊巨大的路牌：此路不通!從而為他們最終回頭創(chuàng)造了轉(zhuǎn)化的條件。所以，細柳對兩個兒子采取的教育方法，決不是信手為之，或者是“歪打正著”，而是經(jīng)過認真思考、符合教育規(guī)律的科學方法，很值得我們借鑒。誠然，細柳的教育方法有其特殊性，我們不能照搬模仿，但是，她讓兒子到艱苦環(huán)境中去接受磨練的教育思想?yún)s具有普遍意義。
在當代家庭中，大多數(shù)家長對犯錯誤的子女無疑都抱有促其轉(zhuǎn)變的信念，并各有促其轉(zhuǎn)變的辦法。但是，當他們面對冥頑不化、屢教不改的子女時，他們能像細柳這樣，毅然決然地將子女置身于艱難困頓之中去吃苦、去磨練嗎?恐不多見。個中最主要的原因，是“舍不得”、“不忍心”。正因為如此，盡管他們對孩子也采取了各種各樣的方法進行教育，但教育效果也就不會像細柳這樣理想和完美。
宋代哲學家張載說過：“貧賤憂戚，玉汝于成”。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：事物的發(fā)展變化常常是相反相成的。就我國當前青少年成長的環(huán)境而言，物質(zhì)條件應該說是相當不錯的，有的甚至相當優(yōu)越。這些條件對孩子的成長固然重要，但處理不好，也可能走向反面，使一些孩子養(yǎng)成怕苦畏難的情緒，甚至滋長起貪圖享樂的不良習氣。歷史上諸如清代“八旗子弟”一類的事例，不勝枚舉，足可為戒。相反，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，艱難困苦也未必就是壞事，有時候反倒有助于他們磨礪意志，發(fā)奮圖強。居里夫人、愛因斯坦、齊白石、華彥均——這些舉世聞名的大科學家、大藝術(shù)家，哪一位不是從貧賤憂戚中走過來的?細柳做法的可行性，已被古今中外許多事實所反復證明；蒲松齡的這一教育理念，依然值得我們今天做父母和老師的去認真思考。
三、重視培養(yǎng)孩子的抗爭精神
在《聊齋志異》中，蒲松齡還塑造了不少具有抗爭精神的青少年英雄形象。這也從一個側(cè)面反映了作者的教育觀念，值得我們注意。
通讀《聊齋》，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印象：蒲松齡絕少鼓吹俯首帖耳、逆來順受的人生哲學。相反，當青少年們遇到社會不公、惡霸橫行的時候，當他們受到家庭封建禮教壓迫的時候，或者受到野獸侵害的時候，他的主張是起而抗爭。商三官的父親被惡霸無端打死之后，三官的兩個哥哥欲停尸上控，三官極力反對，清醒地指出：老天決不會為我們窮人專門生出一個鐵面包公來，上控何用?所以她主張將父親埋了。埋了父親之后不久，三官便“失蹤”了，原來她女扮男裝，混入戲班，耐心等待時機，終于殺死惡霸，報了殺父之仇，她自己也壯烈獻身(《商三官》)。張訥受到繼母虐待，弟弟張誠便暗中相助，甚至因此而影響了學業(yè)，老師又是戒尺打手，又是荊條抽身，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懲罰，但他沒有屈服和放棄，仍一如既往，助兄如故(《張誠》)。書生陶望三赴試途中，因以詩詞諷刺時事而被人陷害，關在獄中，兩位少女秋容和小謝聞訊，既為友情、也為大義，不辭辛勞，不避風險，來回奔波營救，在逆境中表現(xiàn)了一種義無返顧的赤誠(《小謝》)。青年獵人田七郎，當縣宰與御史勾結(jié)欺壓百姓的時候，為了伸張正義，同時也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尊嚴，在自己已經(jīng)倒臥于血泊之中的時候，仍用盡最后的力量將縣宰殺死(《田七郎》)。至于胡氏弟弟與大蟒的較量(《斫蟒》)、于江殺狼以報父仇(《于江》)等，則都是與大自然抗爭的典型事例。從《聊齋》中，我們也可以看到相反的例子：如果對惡勢力或封建禮教一味順從，其結(jié)果都是很糟糕的?！肚嗝贰防锿踹M士十四歲的女兒阿喜本來是愛程生的，但在父母的高壓下卻終于屈服、放棄了；后來，人事滄桑，父母雙亡，阿喜所歷經(jīng)的坎坷和苦難，可謂一言難盡!反之，同樣是愛上程生的青梅，盡管貧賤不能自主，但她有一種“不濟，則以死繼之”的堅定決心，終于獲得了美好的前程。以上這許多事例都清清楚楚告訴人們：只有抗爭，才有出路。
以上這些作品所包含的思想，盡管不是作者直接針對教育問題所發(fā)表的教育理論，但卻直接關系到要把青少年培養(yǎng)成什么樣的人這一根本性問題。
蒲松齡之所以如此重視宣傳培養(yǎng)青少年的抗爭精神，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。如果我們讀一讀他的《黑獸》一文，對此就會有所了解。作者在篇末議論中明明白白地指出：貪官污吏就是那些“擇肥而食”的狨，而平民百姓猶如那些弱小的動物。那種任人宰割、不知反抗的情景，實在令人扼腕嘆息!他所表達的思想，與魯迅那種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爭”是完全一致的。在我國歷史上，中華民族是一個敢于反抗外族入侵和階級壓迫的民族，但是，幾千年的封建思想的毒害和壓抑，也在民眾中逐步積淀起一種安分守己、逆來順受的性格劣根性，并在某些歷史階段嚴重阻滯了中華民族的進步和強盛。從這個視角觀察，蒲松齡(以及后來的魯迅等人)主張人要有敢于抗爭的精神，正是震撼我們民族心靈要害的晨鐘暮鼓，極其值得人們深思和重視。
抗爭精神是一種必不可少的自我維護意識。過去，為了階級的解放和民族的獨立，固然需要這種抗爭精神，即使今天，社會不公的種種現(xiàn)象也時有發(fā)生，只有具備了抗爭精神才能維護自己的正當權(quán)益。進一步說，只有具備了抗爭精神，才能不懼怕任何困難，勇于開拓；只有具備了抗爭精神，才能不盲從別人的結(jié)論，敢于創(chuàng)新；只有具備了抗爭精神，才能不屈服于命運的安排，積極進取。所以，抗爭精神不僅僅是個人的需要，也是民族的需要、國家的需要；不僅僅是一種歷史的要求，也是當前時代的要求。那些總喜歡孩子“聽話”的家長和老師們，對此尤須深長思之。
這里必須順便指出，抗爭精神決不同于“文革”中的“造反”。其一，抗爭，從本質(zhì)上講，是主體對客體的一種防御行為，目的是為了維護自身的正當權(quán)益；“造反”則是主體對客體的一種攻擊行為，目的是為了征服他人。其二，抗爭是以明辨是非為前提，而“造反”則是以歪理邪說為武器；具有抗爭精神的人，不只是要敢于抵制錯誤、抗御邪惡，更要敢于服從真理、主持正義；而“造反派”則是惟“我”獨尊，以“我”劃界，決無是非曲直可言。二者涇渭分明，決不能混為一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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